当前，中国教育已经走到了改革的深水区，但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依然还未能够有效解决，如愈演愈烈的课外辅导将我们的孩子引导向了分数至上的歧路、中小学生中出现了厌学逃学怕学现象、走出家门的孩子缺乏生活能力和社会能力、培养出的学子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甚至不知道、不遵守基本的社会纪律和规则，受过良好学校教育者却缺乏基本的文明素养……这些问题背后的影响因素肯定是多元的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些是我们不断追逐“知”而忽略“行”造成的结果。
知与行，一直以来是中国教育界以及哲学界热衷讨论的话题。明代大儒王阳明强调“知行合一”，并认为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”。受到王阳明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则更为推崇行动的力量，他经历了从“知行”到“行知”再到“行知行”反复的过程，并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掉了个个儿，改成“行是知之始，知是行之成”，充分证明了他的教育哲学的实践性。在这一实践导向下，他将老师约翰·杜威的“教育即生活”进行了翻转，提出了“生活即教育”“社会即学校”“教学做合一”的生活教育理论，尤其是“教学做合一”的实践论，证实了这是一套以“行”为主的教育哲学体系。
陶行知是强烈反对“唯知识论”的教育，他曾大声抨击当时中国教育“知行分离”：“中国向来所办的教育，完全走错了路”，“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，他教人吃饭不种稻，穿衣不种棉，盖房子不造林”，“他教人有荒田不知开垦，有荒山不知造林”，“他教人忍受土匪、土棍、土老虎的侵害而不能自卫，遇了水旱虫害而不知预防”……正是因为对当时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脱离的不满，所以他在晓庄师范招生时就强调，“小名士、书呆子、文凭迷”都不要来，来了就都要在“做中学”。也就是说，生活教育提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，就是陶行知希望能够以此来改造畸形的智力教育——应试教育，从而解决教育与生活脱离的问题。
